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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迎请达赖喇嘛

 

像所有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我是在才旦卓玛忆苦思甜的歌声中长大的。在同情奴隶们悲惨境遇的同时,也产生了疑惑:既然“三大领主”比魔鬼还狠毒,既然西藏人民如饥似渴地盼望着解放军,为什么不首先解放西藏?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去解放西藏?

为了找到答案,我阅读几乎每一本能够找到的关于西藏的书,可是,我的眼前,仍然一片混沌。因为那些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重复着《农奴》的故事。本质上,都是一些口号的折叠。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鞑靼西藏行》和《亚洲腹地旅行记》,才对西藏稍有认识。知道了那里并不是野蛮和落后之地,那里有着异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美妙文化,和属于自己的民风、民俗。

1997年,我踏上了西藏之路。塔尔寺是第一站。出了措钦大殿,太阳已经落山了。回西宁的最后一班车,早已出发。焦急中,一位僧人走近了我:“我是措钦大殿的看门人,晚上我不住在家里。”“我,可以住在你的家?”他点点头:“我不收钱。”

一进他的家,我被迎面墙上的画像惊住了:在一道彩虹和壮丽的布达拉宫之间,是一位僧人慈祥的微笑。“这是谁?”“达赖喇嘛。”僧人双手合十。“达赖喇嘛?”我瞪大了眼睛,就是被我们批判了半个世纪之久,剥人皮,剔人骨的“三大领主”的代表?他,达赖喇嘛为什么有着这样一张善良、尊贵的面容?“上面不来检查的时候,我就摆出来,措钦大殿里也有。”“而我,没看见呀?”“游人,还有共产党是看不见的。”到了西藏,我首先参观了江孜的帕拉庄园。帕拉家族的贵族地位,已延续了十七代。帕拉本人,早已列入中共的黑名单,并被不厌其烦地批判着。他的家,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命教育展览馆。帕拉的照片首先吸引了我,我心目中青面獠牙,丑陋凶残的“三大领主”之一,竟如此英俊,气宇轩昂!走过他的读经室,走过一卷卷他读过的经书,站在他用过的电话、羽毛球拍、数不尽的钢笔前,对中共的宣传,那一刻,我又一次产生了怀疑。我不相信这样一位看上去教养深厚、品位高雅的人,会逼着他的“奴隶们”吃屎喝尿!恰恰相反,他应该是一位尊敬生命的人。后来,在康布温泉,我认识了流亡藏人德塞 慈诚。他和帕拉先生,那时,都居住在瑞士的苏黎士,经常见面,共同探讨一些问题。“帕拉是一位谦虚、忠诚、与人为善的人,在流亡藏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慈诚先生说这话时,并没有看我,他在自言自语着。

在西藏工作期间,我有幸接触了更多的“三大领主”和“三大领主”的后代。夏札班丹甘觉,便是其中的一个。夏札家族所有的财产,包括世代居住的老房子和遍布前、后藏的谿卡庄园,全部被中共没收。而夏札本人,在监狱里度过了近二十年。一次,夏札夫人(察绒的女儿)拿给我一张照片,是刚刚从国外寄来的。照片上,夏札先生穿着华贵的古缎藏服,英武地骑在马背上,周围是噶厦的官员们和欢笑的藏人。那是四十年代末也许五十年代初,祈愿大法会期间,夏札先生担任“雅索”的瞬间。可以想像,如果没有中共的闯入,夏札先生也会像祖辈那样,有着辉煌的前景。但是,他并无怨言:“生命无常,这一世为人,已足矣。”无论富贵还是穷困,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认识夏札先生那一年,他七十七岁了,仍然每天读经,并以帮助别人(也包括帮助我这个汉人)为乐。“这是前辈留下的习惯,尽管做的不如前辈,但还是坚持了这个好的传统。”他说。

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农奴》里扮演解放军战士的索朗次仁,为他有一个贵族出身的母亲和贵族出身的第一个太太而骄傲。

显然,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并不像中共诋毁的那么黑暗。而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像中共唱赞的那么光明。如果事实求是地比较中共官员的奢华生活和下岗工人的境遇,不知会上演一部怎样惊心动魄的《农奴》。事实上,把五十年代以前的西藏社会,一厢情愿地定为农奴制,并无中生有地妖魔化,不过是中共为了掩盖其野蛮地破坏西藏社会结构的一个愚民理由。衡量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与否的标准,应该是民众,只要它的民众幸福,这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其他的民族,更无权干涉。

入乡随俗,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即使一个游人,启程之前也要阅读旅行指南,了解一点异乡的风土民情,以防违反和败坏人家的传统。而我们中国人,你们在进入西藏之前,真正地了解西藏的民俗民风吗?真正地懂得尊重西藏的文化吗?而我们中国人,当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呐喊的时候,真正地了解几十年来,中共在西藏推行的极左政策吗?真正地了解中共官员在西藏信口雌黄,砍伐资源,乱杀无辜吗?如果国家的意义就是为了利用那一片清净的土地装载拉圾、扩大版图如果民族的意义就是为了轻视、挤压和毁灭另一个民族,在这个基点上,为国家和民族呐喊,就是在行恶!

人们不会忘记二战前的德国,那些反对战争和希特勒的人,是怎样地被他的民族污辱,甚至屠杀。是的,真理并不总是在多数人手里。那些被纵容的人们,如今为那个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共无神论的统治和教育,破坏了几代中国人的信仰。换句话说,利益,在人们的眼里,已成了信仰。从中共官员,到职员、工人、学生、商贩,无所顾及地为了个人利益侵略他人的利益。弄虚做假,见风使舵,已成了时尚。在中国,不设防,便无以生存。

而这种堕落,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西藏。尤其是从五十代年开始到今天仍然如火如荼地揭发、检举、出卖和背叛(在中国,只限于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丈夫出卖妻子,子女出卖父母),残酷地分裂和扭曲着这个民族,西藏高原,已满目疮痍。

我们怎能不理解藏人深藏在心底的对达赖喇嘛那不灭的崇敬?!我们怎能不理解藏人今日对达赖喇嘛那强烈的呼唤?!

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人的财富,也是人类的财富,尤其是中国那片恶贯满盈、精神一片空虚的土地,更需要达赖喇嘛的慈悲、善良和智慧。这位圣洁的老人,将唤醒我们的良知,解除人与人之间的防范,陪伴我们的精神回到安全、正常的世界里。像八思巴,这位西藏佛教大师,曾为怱必烈的国师一样,而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恩泽,也将像八思巴给予蒙古人一样,源远流长。

请中共珍惜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机会,迎请达赖喇嘛,尊重事实,扬善祛恶,洗刷你们的罪孽。这个世界,不会忘记你们。

完稿于2008-4-22

图为现被设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帕拉庄园(2005年,唯色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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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条记录访客评论

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作者:茉莉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

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

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

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西藏历史权威”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

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

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

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

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

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

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

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

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

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

Post by 朱瑞 on 2008, May 11, 1:03 P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1

分析:西藏谈判出路何在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深圳Kylin Villa外松内紧:人们估计西藏“接触”正在这里进行(美联社)
周六,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抵达中国,周日在深圳结束这个“接触”,并已约定进行下一步会谈。周日(5月4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日本记者集体采访时说,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则表示不抱多大希望。德国之声记者在此结合各方面信息分析西藏问题谈判的前景与出路。

“接触磋商”及其之前的情况
星期天,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洛迪嘉日和格桑坚赞(达赖喇嘛 驻欧盟代表)与中国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和副部长斯塔(藏族)在深圳展开“对话”。美国之音说:“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对这次会谈没有抱太大希望。”“有许多人认为,这次不应去大陆,应去西藏。真正去西藏实地考察藏人真正诉求是什么。”周日晚些时候,新华社宣布,双方已经约定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但没有说下一个“正式会谈”在什么时候举行。
据中新网报导,胡锦涛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日本媒体集体采访时说,根据达赖喇嘛多次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要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胡锦涛还说:“我们真诚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已经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其实,中国与达赖喇嘛重开谈判,是中国方面至少20天前已经确定的事情。据德国时代周报日前发表的题为“与恶魔会谈”(Gespraeche mit dem boesen Geist)的报导(撰写人为近来出了名的该报驻北京记者布鲁默等3人),西藏事件发生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3次就此与中国外长杨洁篪通了“详细的电话”,第二次通话时德国外长已经知道,中国方面不再把西方对中国与达赖重新谈判的“友好劝告”仅仅看成是污辱,而是也视为了机会。4月16日,在施泰因迈尔与杨洁篪第三次通话的第二天,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领导人杨萨就收到了北京来信,温家宝总理在信中告诉他,北京打算会晤达赖喇嘛的代表。但要求欧盟在巴罗索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之前对此保密。
从胡锦涛主席周日的定调看,这次深圳会晤上,中国方面会用很多时间来指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次西藏事件中的作用。而达赖喇嘛的代表也会用不少时间来谈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他们提到的缓和事态的方案。

双方的妥协是谈判唯一的成功之路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其实从1979年就开始了。甚至在此之前。有海外中文媒体称,周恩来总理也曾多次秘密前往印度会晤达赖喇嘛。仅从1979年算起,至今已经近30年了。那时的达赖喇嘛还是个风华正茂的中年人。从现在算起,他还有多少个30年呢?可是,谈了30年,为什么一无所成呢?是象有的华文媒体说的,其实双方都不希望谈判成功吗?
从西藏事件发生以来达赖喇嘛的言论看,他确实是希望跟中国方面达成一致,能够返回故园的。他本人一直避免刺激中国,再三表明支持奥运,多次提出希望去北京看奥运会,还两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集体采访。而中方现在首次公开地报导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表明中方通过这次事件也认识到了,把事情一直拖延到达赖喇嘛过世后,并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因为那将意味着一个永远不能真正安定的西藏。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表示“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也是一种罕见的态度。
那么,谈了30年一无进展,今后能有进展和解决前景吗?其实,只要双方的态度都是真诚的,事情绝非不能解决。30年一无进展,说明30年来各说各的,谁都不肯妥协。

妥协的可能性在哪里
时代周报上述文章说:“一种妥协是可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须让出它对西藏自治区的宗教最高权力,其中包括对高级喇嘛的后人的确定,就象中共之前违背达赖喇嘛的意愿做的那样。作为对应,达赖喇嘛须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取消他的西藏民主化计划。”
这段话确实描绘出了西藏问题的一个现实解决前景。北京大学副系主任贾庆国(音)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可以作为宗教领导人回来,但不能作为政治家回来。”这话似乎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一条底线。
有这条底线在那里,达赖喇嘛憧憬的香港模式根本无从谈起。香港回归对中国来说是“收入”,是一种“前进”,是中国想要得到的,为此,中国必须有所“付出”;而把西藏“香港化”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支出”,是一种“倒退”,那是中国所不愿意、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做的。更何况,“香港模式”西藏化同时意味着西藏上上下下许多中共藏族干部的切身利益,即使中共要改变政制,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也是许多海外华文媒体谈到过的。
有了这条底线,所谓“大藏区”更无从谈起了。既然不让达赖喇嘛插手政治,要“大藏区”又有何用?西方许多人士也指出,所谓“大藏区”,的确是要求一种历史上在任何中国皇帝治下也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有位读者在德国时代周报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里打了个比方:马来西亚居民里华人占了27%,而藏人在青海只占22.5%(西藏自治区内藏人占92%以上),如果说可以建立包容青海的“大藏区”,岂非也可以要求建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在内的“大中国”了?

难以妥协的地方在哪里?
所谓妥协,那只有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达赖喇嘛确实认识到了中共的底线,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突破的,而他又确实想回到西藏去,那么这问题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达赖喇嘛自己不也说过,回到西藏,他就不再管政治了?
可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难点:达赖喇嘛会一个人回去吗?把他的哥哥们和十几万流亡藏人留在达兰萨拉?而香港有媒体说:中共根本不可能同意这十几万流亡藏人回去的。最近的西藏事件自然更让中共担心这些人里的暴力倾向。
再说了,如果达赖喇嘛真的作出上述一系列妥协,真的放弃政治诉求,只要宗教最高领导权,那么妥协岂非只体现在一方了吗?其实,在中国方面的眼里,让达赖喇嘛回去,甚至把西藏的宗教最高权交给他,就已经是极大的妥协和让步了。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只让达赖喇嘛一个人回去,他也许宁可选择不回去。西藏问题仍然可能永远解决不了。这里就要看中国方面是否能够做出一个较大的妥协和让步。至于怎么让达兰萨拉愿意回去的人回去,是局部还是全部,通过什么方式,那是需要中共考虑决定的事情。中共还可以作出的让步包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西藏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不让藏人在家里挂达赖喇嘛画像的作法实在是很愚蠢的);如果最后的协议是达赖喇嘛和他的人不直接执政,但出于宗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出于达赖喇嘛的地位,仍应该高度尊重达赖喇嘛的各方面意见,让他和他的人有真正的政治发言权和参与权;给予达赖喇嘛和他带回去的人出入境自由;在西藏实现新闻自由;以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速度在那里展开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改革。

北京把皮球踢给了西方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一些专家后写道:“北京要把西方拉到船上来,交给西方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听上去好象没什么:他们说,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应该‘对谈判进程承担共同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应该迫达赖喇嘛放弃他的政治要求。”
听上去有些“不合理”,中国的愤青们可能还会愤怒:为什么中国国内的事情要欧洲和美国政府来承担共同责任?但是实际上,北京这个实用主义的弯看来不仅转得快,转得大,而且转得很机智。
这样,要想让达赖喇嘛作出让步,也让达赖喇嘛对他的人能够交待,以至最后谈判真能取得成果(这也是西方可以高兴的事情),西方如果真能对达赖喇嘛施加一些压力显然会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方面诚心诚意的让步和妥协(如上述的一些领域),事情也还是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对中国和达赖喇嘛来说,时间都不是很多的,而且是过一天少一天。因为许多事情确实取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命。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转载或引用请标明出处和作者

Post by 拉拉拉木 on 2008, May 11, 5:34 A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2

如果你感到<憤怒><痛苦><心痛><不滿><壓力>.....任何負面, 積壓在心中, 壓到喘不過氣......

去讀讀<達賴喇嘛尊者>的著作吧! 試試看吧! 然後你會瞭解一切....

祝所有的人平安,幸福,快樂!

Post by 心中有愛 on 2008, May 11, 12:45 A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3

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作者:茉莉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

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

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

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西藏历史权威”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

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

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

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

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

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

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

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

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

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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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作者:茉莉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

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

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

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西藏历史权威”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

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

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

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

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

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

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

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

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

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0318

Post by 朱瑞 on 2008, May 10, 8:55 P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5

如果你有期待的耳,你便能听到这智慧的言语;
如果你有渴望的眼,你便能看到这慈悲的面容;
如果你有求善的心,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是"精神领袖"
但是,在无神论者的字典里,没有这些词汇.

Post by 789 on 2008, May 10, 8:26 P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6

茉莉: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 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

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

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
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 “西藏历史权威” 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
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
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
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
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

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
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

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
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
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

Post by tseringdhondrup on 2008, May 10, 7:04 P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7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天枢 撰
P98

每闻人言:汉族文化最高深。汉族文化自为一极高之文化,然遂谓其最高,则不当。如读藏文的正续《藏》,则可知西藏人的学问甚高。又如信奉回教的民族,在中古阿拉伯人有极高之文化,不能因自己无知,遂谓其无文化。
民族感情之挑拨,每因对历史之无知而引起。如近来“小猪八戒” 之案即如此。夫不吃猪肉的民族,有犹太人、阿拉伯人等,不只回族,而独污蔑回族,其不合事实,显然可见。

Post by ssasq on 2008, May 10, 4:50 PM 引用此文发表评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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